（）我佝偻着身子在屋子里像个老年人似的走来走去，摆在书架上的一对铜烛台是我去山西出差带回来的，越擦越亮，几乎可以当镜子照。但我一次都没有给它们派上真正的用场，它们只是我屋子里的装饰品。
不一会儿，小婶又走了回来，拉开我的房门，见我弯着腰站在屋子当中就过来扶我，我摆摆手示意不用她烦，她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叹了一口长气：“真***，结婚真是一件烦心事，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一个人的好。”小婶骂骂咧咧的说完，像一条躺在岸上的鱼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
其实，医院是个“世外桃源”，在医院里想的是病痛、生死，不会被生活琐事纠缠。一回家就不一样了，不得不面对真实的生活，无论我愿意不愿意，此时此刻都要听一听小婶对婚姻的抱怨。
我走到床边，缓慢得象只蜗牛一样侧着身子躺到床上，床罩是我喜欢的那条暗蓝色的，大叔父真是个细心人，连我喜欢什么床罩他都知道。久无人享用的床很凉，我紧贴枕头的右半边脸感觉冰冷。
我关切地看着小婶问她喜欢不喜欢吴文民，小婶想了想说：“原来喜欢，现在不知道。”
我劝小婶：喜欢过了，就不要后悔，况且，又结婚了，再怎么着，也应该将就了。
小婶无奈地点点头。
我出院后，第一个来看我的除了林行，就是老社长了，是在我出院后的第二天早上九点整，他手里拎着一个大塑料袋，一进门就从塑料袋里往外掏东西，有雀巢咖啡、完达山牌全脂淡奶粉、蛋黄派、德芙巧克力，还有一大盒万基牌洋参胶囊，不到一分钟，茶几上就象商店的货架似的琳琅满目了。我说：您别客气啊，您能来看我已经感激不尽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，干嘛呢。
老社长一脸严肃地说：“看病人是不能空手的，否则，对病人不礼貌。”老社长指指茶几上的东西又说：“这些都是有营养的东西，对你恢复身体有好处。”
老社长坐在沙发上显得有些焦躁，我问老社长：出版社没出什么事吧？老社长在沙发上扭捏了半天才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：“知道吗？小萍得爱滋病了。”
我本来是歪在床头的，听老社长这么说立马直起腰，瞪大了眼睛望着老社长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我觉得老社长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就问：小萍现在在哪儿？
“就在上海。”老社长说完这句话便皱着眉头从羽绒服的兜里往外掏烟。我看看他的脸，脸色十分晦暗，就连早上的阳光都无法驱除那种晦暗，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显现了这个年已六旬的悲哀。
老社长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盒骆驼，抽出一支，然后，拿着打火机看着我，我看出了他犹豫的原因是怕影响我，就说：您尽管抽，我是不怕烟的。
老社长这才将烟点燃，深吸一口，缓缓吐出一缕青烟。大概他已很长时间没吸了，烟瘾整得他已忍无可忍了。
我问老社长：“小萍怎么不在英国？她不是跟一个英国人结婚了？”
老社长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婚是结了，只是得了这种病婚姻还怎么能保持呢，回国都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国人对这种病的歧视你是知道的，她说都不敢说，别说治疗了。”
听说别人得了一种很不光彩且已不能治愈的病，我心里一阵本能的窃喜，我把腰挺得更直，眼睛睁得更大，声音也比刚才更有力气了。我这不在幸灾乐祸吗？我这人怎么会这样，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变态，连忙宽慰地说：“她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怎么行呢，这是很消极的呀。现在治疗艾滋病有一种鸡尾酒疗法，很管用的，可以叫小萍试一试。”
老社长显然还没听说过鸡尾酒疗法，经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后，就立即满怀希望地睁大眼睛问我是否真的。
我点头说：不过，这种疗法价格十分昂贵，一年的花销恐怕不下10万。你要出大钱的了。
老社长听后“吸溜”一声嘬了下牙花子，又咧了下嘴说：“也太贵了，除了大款，谁能承受得起？”停了停又说：“这年头得病都不能随便得，要想得病先得挣够了钱，否则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但我还是诚心劝老社长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您都该劝小萍积极治疗，不能轻易地放弃生命，放弃生命等于犯罪。”
老社长很严肃地点了占头，一个劲儿说我说得对。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人放弃生命不就等于死了，而一个死人就谈不上犯罪了。但无论老社长还是我本人都被我上面那几句话感动了。
老社长走的时候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看得出来十分激动，他表示一定把我的话转告小萍，让她树立起生活的信心。老社长走后我才想起应该提醒他去医院做一个hiv的化验，不管怎么说他和小萍有过性关系。
晚饭的时候，大叔端来一碗挂面汤，放了香油，闻着很香，让我的精神很快亢奋了起来。我让大叔父把碗放在桌上，大叔父让我趁热吃，我说知道了。
大叔父一走，那碗香喷喷的挂面就渐渐失去了诱惑力，一根根原本纤细的面条变得粗而僵硬，碗里结了一层油皮儿，将我最后一点食欲也赶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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