俗话说，人生两大快事：‘洞’房‘花’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.最快更新访问:щщщ.７９ＸＳ.сОΜ。袁世凯是考场上失意，情场上弥补。
这年年底，为了给袁世凯冲冲喜，也为了能让他快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趁着这次回家参加科考之机，牛氏为他‘操’办了婚事，娶进了大他两岁的于氏。不久，如胶似漆的小两口便搬到了陈州，住在二叔祖袁甲三生前买下的一座宅院里。
于氏是河南淮阳人，家底殷实，曾挂过双千顷牌。虽说这是封建包办婚姻，之前袁世凯还没恋爱过，因此结婚之初，他和于氏倒也恩爱有加。可是有一天，袁世凯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于氏有喜了，怀孕后的于氏愈发丰腴成熟，便从背后悄悄抱住了她。于氏吓了一跳，含怒带嗔地推开袁世凯说：“你也不看看时候。”
袁世凯放开手，忽然发现于氏腰间系着一条红‘色’绣‘花’缎子‘裤’带，便开玩笑说：“瞧你这打扮，活像个马班子！”
“马班子”是走镇串乡的杂戏团，卖艺兼卖身，暗指妓‘女’。这本是小夫妻调侃的话，不解风情的于氏却觉得受了莫大侮辱，立刻反‘唇’相讥：“我才不是马班子，我是有姥姥家的人！”
这句话，触到了袁世凯的痛处。只见他脸‘色’一下子变得铁青，怒视着于氏。于氏旋即明白过来，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，但想到丈夫侮辱自己在先，便理直气壮地瞪着袁世凯，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。
原来，于氏的这句“我有姥姥家”，就是有娘家的意思。当时只有明媒正娶的元配，其娘家才可以与婆家走动，而姨太太的娘家不算亲戚，所以他们没有娘家。而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，因此袁世凯最忌讳别人说这样的话。
两人相对怒视良久，袁世凯见于氏说了错话非但不道歉，反而理直气壮，越发怒火中烧，一气之下拂袖而去，终其一生再也不进于氏的卧房，于氏几乎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。
婚后第二年冬天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出生。
袁世凯对这个大胖小子甚是疼爱，视为“英物”，期待其光宗耀祖，并请人给孩子看看前程。算命先生把八字排出之后，反复推敲了一番，始终迟疑不决，连声问道：“这孩子的生日、时辰不会有误吧？怎么推来算去，既是个大贵之命，又是个大凶之命？”
“此话怎讲？”袁世凯急问。
“所谓大贵者，除了天子之外几乎无人可比；所谓大凶者，他的发达之日就是其父丧命之时。”算命先生嗫嚅着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这不是一般人的八字。”
袁世凯还是不大明白，算命先生就进一步解释道：“只有皇上才有这样的命相，因为新皇帝登基之日，就是老皇帝升天之时。”
说到这里，袁世凯才恍然大悟。他心里不禁在想，为了使儿孙坐享天下，牺牲自己也是值得的，于是便有了非分之想。他还以‘胸’怀大志、壮心不得伸的口‘吻’写了一首七律，名曰《咏怀诗》：
人生在世如‘乱’麻，谁为圣贤谁‘奸’邪？
霜雪临头凋蒲柳，风云满地起龙蛇。
治‘乱’丝者一刀斩，所志成时万口夸。
郁郁壮志无人识，侧身天地长咨嗟。
一八七七年‘春’，成了家的袁世凯似乎变得“懂事”了一些。就在儿子袁克定出生之后，袁世凯再次来到北京，准备三年之后的科举考试。为了保证他的学习质量，三叔袁保恒亲自授课。在京期间，他像年轻时的袁保恒一样爱上了兵书，常常研读到废寝忘食。
袁保恒，字小午，号筱坞，生于一八二七年。二十一岁中举人，二十五岁中进士，二十七岁授编修。尤其令人称奇的是，他年轻时常常手不释卷地阅读戚继光的兵书，眼下“夜研兵书”的袁世凯与三叔袁保恒的读书习惯可谓如时空穿越，遥相呼应。
在寒窗苦读的同时，袁世凯更加熟悉和学到了官场中的种种本领，因此颇得袁保恒的赏识，“手批嘉勉，喜其留心时事”。可是，袁保恒发现他的疑心过重，顾虑颇多，于是就训诫他说：“你思虑太多，防患太深，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。”袁世凯也很认可叔叔的这种评价。
是年十二月，黄淮地区出现了严重旱灾。其中，以袁世凯的家乡受灾最重。为了尽快解决灾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清政fǔ首先将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，接着调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来兼署河南巡抚。而此时任职刑部左‘侍’郎的袁保恒，也被调到了开封主持赈灾。
在此之前，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六朝的郭老夫人以九十九岁高龄辞世了。袁世凯听闻后十分悲伤，决定回家奔丧。可是，袁保恒却以读书更重要为由没有允准。而这一次，袁保恒考虑到世凯年已十八，其作文常针砭时弊，喜其留心政局，忧其防患太深，因此打算让他在读书之余参与公务，早日接触官场，熟悉处世为官之道，以便学以致用，遂命他同往河南，顺便为郭老夫人扫墓。
这是袁世凯第一次参与公务，却表现出超强的办事和应变能力。三叔袁保恒边干边教，悟‘性’很高的袁世凯一点就透，很快上手。袁保恒为锻炼世凯，“有密要事案，均令往查，并参佐一切”。这也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机会，并应付自如。
当时正值隆冬时节，袁世凯常策马奔驰于冰雪之中，面部和双手被冷风吹裂，依然任劳任怨，为免耽误公务，不肯稍事休息。因为三叔是高官，阿谀之官对袁世凯自然百般逢迎。袁世凯为避嫌疑，就另居别处，不与他们‘交’往。
一八七八年五月，秉公无‘私’、报效桑梓的袁保恒“为焦虑所迫，眠食俱废”，最终染上了瘟疾，殉职于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。
实际上，袁世凯早就觉察到叔父常常深夜一人静坐不语，显然他的压力很大。不久，袁保恒就出现了吐血症状。看见叔父为国事积劳成疾，袁世凯在深受感动之余，十分担心地写信回家，向大姐倾诉。
就在袁世凯回乡探视生病的嗣母牛氏时，忽闻叔父病危，便急忙往回赶，可是还是没有追上死神的步伐。等他回到开封时，袁保恒已是一瞑不视了。
袁世凯虽然很悲痛，但是心志不‘乱’。因为在他心目中，这位叔父不仅是亲人，还是道德楷模。他拒绝了上面发给的丧葬费三百两银子，并说“先叔办理赈务，自备资斧，未支公帑，今于身后背之，可乎”。他把所有未了之公务‘私’事、移‘交’手续办理得井井有条，为继任者的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